记者近日在天津、吉林、贵州等地农村调研发现，尽管有关部门开展综合治理打击赌博成效初显，但多地农村赌博活动改头换面、分散隐蔽，有的转移场所隐藏窝点、专车辗转接送人员，有的配备对讲机、360度监控探头等先进工具，层层设岗监视执法行动。更有甚者，一些农村赌博组织体系配套环节渐趋完善，抽成放贷坐收暴利的庄家和负责接送赌徒、盯梢、记账的外围人员内外分工明确，逐渐形成一条吞噬农民财富的利益链条。

赌博形式改头换面转入地下

设局者抽成放贷坐收暴利

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推广普及，赌博借助网络技术“升级换代”并迅速蔓延。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以合法的棋牌室、彩票站为掩护从事赌博行为。

近年来，一些地区公安机关坚持“露头就打”原则，打击农村赌博取得初步成效。但是，部分地区赌博活动正转入地下隐蔽发展，手法也频频翻新，可以说农村赌博在一定范围出现“升级”蔓延趋势。

除了案件数目惊人，农村赌博的具体形式在不断翻新。据山东、河南、天津一些干部群众介绍，继赛马、斗鸡、赌羊和斗蟋蟀之后，部分农村地区赌狗开始活跃。记者曾在天津静海县与河北交界的一个乡村看到，4辆小型卡车上拴有共约30条又细又长、擅长奔跑的“细狗”，现场聚集着上百人参赌。组织者每次选出两条“细狗”分别由两人牵住，另有1人在100米开外放开一只兔子，同时放开这两条狗，就赌哪条狗先抓到这只兔子。一位组织者告诉记者，每条狗身上下注超过5000元才能开赌，而参赌人员每次下注的赌资最低几百、最高几千元。

部分基层民警还反映，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推广普及，赌博借助网络技术“升级换代”并迅速蔓延。山西晋城警方曾破获一个赌博团伙，犯罪嫌疑人赵五庆等人多次纠集、招引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利用互联网参与缅甸赌场举办的网络赌博，从中提取利润。据当地警方统计，约有11个乡镇100多农民参与，涉案金额高达3200万元。

此外，随着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打击力度加大，部分地区农村赌博活动改头换面、分散隐蔽，有的转移场所隐藏窝点、专车辗转接送人员，有的配备对讲机、360度监控探头等先进工具，层层设岗监视执法行动。一些农村赌博团伙甚至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以合法的棋牌室、彩票站为掩护从事赌博行为。看似正规的彩票站实际上有正规彩票和黑彩两个账户，棋牌室则以红、绿、蓝等不同颜色筹码代表不同金额，赌完后再拿筹码换钱。这种情况即使警方控制了现场、认定了证据，也很难把筹码作为认定赌博的依据。

吉林公主岭市公安局6月17日破获一起农村聚众赌博案件，抓获本地和外地涉赌人员共100多人。执法人员经审讯发现，赌局的设局者“二十抽一”，即一次2万元的赌资能抽1000元的利头。这场赌局刚刚两个小时就抽了几万块钱。

一些不法分子还在现场放高利贷轻松坐收暴利。天津、贵州等地一些基层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当前农村赌博较为流行的高利贷是“九五利”，即借给参赌人9500元，3天后要偿还1万。有的地方利息更高，1万元的高利贷一天利息就是500元。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农村赌博的组织者大多通过抽成、放贷等非法手段轻松坐收暴利。一个赌局赌的次数越多，设局者抽成也就越多，一些设局者一天的抽成高达20多万元。在这样惊人利润的刺激下，大量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一茬接一茬”地推动农村赌博蔓延，有些不法分子为逃避执法机关打击，频频翻新聚赌手法并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赌博组织分工严密形成利益链条

致富能手、失地农民因赌返贫

一方面，内部由庄家负责提供场地、召集人员，并从赌局中“抽红”；另一方面，外围人员各有分工，形成利益链条，从公安局、派出所门口到村屯路口，再到山田道口，一般设有三四道岗哨。

记者调研发现，农村赌博形式在改头换面不断蔓延同时，也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动向。其中一个特点便是涉赌人员结构多元化。据天津、吉林等地公安人员介绍，近年来农村涉赌人员在年龄、群体、性别等方面出现多元化趋向。一是年龄由中青年为主开始向两端延伸。二是妇女比例逐年增加。三是群体结构多元，一些“致富能人”甚至中小学生也深涉其中。

此外，农村聚赌地点更趋隐蔽变换。聚赌人员大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开展“游击战”，聚赌地点千变万化。首先是农村生产生活场所成赌博“主战场”，一些空置老屋、闲弃厂房频频被用来聚赌，而且最多不超过3天就换地方。其次是县市区域交界处成聚赌“好地带”。第三是深山老林、荒地河边等偏僻地成为聚赌“新胜地”。

同时，农村赌博组织体系配套环节渐趋完善。据一些基层执法人员介绍，当前在农村地区组织赌局需要内外两方面人员缜密配合。一方面，内部由庄家负责提供场地、召集人员，并从赌局中“抽红”；另一方面，外围人员各有分工，形成利益链条，从公安局、派出所门口到村屯路口，再到山田道口，一般设有三四道岗哨，酬劳为每人每天100元，负责往返接送参赌人员的司机，一天收入200元，还有专人负责送饭，费用全由庄家支付，一天的费用在1500元左右。

在调研中，记者采访的基层干部群众对农村赌博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赌博不但为农村社会稳定埋下极大隐患，也危及基层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首先应该看到，赌博会诱发刑事犯罪等恶性事件。2013年，吉林公主岭市公安局范家屯派出所破获的“9·14”杀人抢劫案，就是一起因赌博诱发的刑事犯罪案件。犯罪分子因输钱顿起抢劫邪念，在入室抢劫中遭到激烈反抗，顺手抄起院中斧头对受害人痛下杀手。吉林省治安管理总队负责人曲永发认为，农村赌博往往使参赌农民债台高筑、倾家荡产，一些输掉几千甚至几万元的青壮年农民极易因此打架斗殴、杀人抢劫，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同时，农村赌博还叠加放大涉黄、涉黑、涉毒等事件负面效应，同时还导致不少农村致富能手、失地农民因赌返贫。

以赌为乐助涨歪风邪气

法规滞后成治赌“短板”

有关“以赌博为业”的表述是指以赌博所得为生活或挥霍的主要来源，但在司法实践中，“以赌博为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认定标准，也很少有人因“以赌博为业”而获刑。

天津、吉林、贵州等地的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分析认为，当前部分地区农村赌博活动之所以屡禁不止、屡打不绝，主要是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生活陋习延续难改为赌博活动提供了“社会土壤”。而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不惜铤而走险，赌博手法翻新及设赌局者反侦查逃避打击更是助涨农村赌博蔓延。同时，现行法规滞后、治理力度不强影响到依法打击农村赌博的效果。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有相当多的农民由于受农村地区历史文化影响，对赌博缺乏正确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以赌为乐”生活陋习，从而为农村赌博生存、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

记者还注意到，一些农民“乐赌不疲”，还有很多农民被“一夜暴富”所吸引，逐渐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贵州安顺农村一位老“赌徒”告诉记者，他曾亲眼看到一个青年农民在输光后，靠着现场借来的1万元高利贷当即赢回40万元。他说，赌博既可以让人一夜暴富，也可以使人一败涂地。一些农民抱着侥幸心理参与进去，初期可能尝点甜头，结果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甚至嗜赌成性。

此外，在法律层面，当前有关部门打击赌博犯罪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一些基层执法人员表示，目前相关法规建设滞后，导致依法打击农村赌博存在“短板”。

首先，有关“以赌博为业”的表述是指以赌博所得为生活或挥霍的主要来源，但在司法实践中，“以赌博为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认定标准，也很少有人因“以赌博为业”而获刑。

其次，有关司法解释对“聚众赌博”从人数和金额上做出了认定细则，但在实践中却遭遇种种尴尬。如“3人以上”的标准往往面临着“两人对赌，抽头渔利累计达到5000元以上，或赌资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等情况，却不能认定是“聚众赌博”。

第三，对与赌博有关的涉赌人员惩罚细则不够明确，比如围绕聚众赌博而产生的接送、招引参赌人员，在赌场外盯梢望风、维持赌场秩序，帮助抽取费用、记账的专门人员，对这些外围人员的惩处，执法机关往往在法理和实践层面都面临很大困惑。

基层一些民警认为，当前法规侧重打击聚赌人员，对一般的参赌人员缺乏有效有力的处罚细则，这也是农村赌博有所抬头的一个原因。吉林、天津的一些执法人员表示，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对参赌人员执法机关只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最多拘留15天，起不到真正的惩戒作用；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对罚款的执行缺乏有效强制措施，罚款往往很难收上来。

专家：治赌须先织密“法网”

对于当前农村赌博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一些基层干部群众、专家学者建议，通过完善立法织密“法网”、创新基层治理完善打击手段、探索征信体系建设等举措，把治赌作为农村基层法治建设的突破口，依法有效遏制这一社会毒瘤的发展蔓延。

完善法制建设 提高违法成本

一些执法人员和专家学者认为，打击赌博犯罪关键要从法制建设入手，提高违法成本、消除法律盲区，通过织密法治“铁网”，提升打击赌博犯罪能力。

部分法学界人士建议，可参考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规定，适时设立“常习赌博罪”：一是加强对赌博犯罪新特点新动向的调查研究，把握赌博犯罪在农村地区发展、蔓延的内在规律。二是将打击赌博纳入基层法治建设，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适时设立“常习赌博罪”。三是针对“以赌博为业”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适度加大“常习赌博罪”适用力度，只要犯罪嫌疑人屡教不改、反复涉赌，即可参照执行。

天津、贵州一些执法人员建议，根据基层司法实践情况，将“聚众赌博”认定门槛由“3人以上”降低至“2人以上”；以“聚众赌博”涵盖“开设赌场”概念，直接将量刑年限改为情节严重的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配以其他惩处措施，以此提高执法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吉林长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负责人李文贵建议，以刑法补充条款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赌博犯罪的具体标准，对构成赌博犯罪的细节明晰界定，特别是对为赌博提供服务的涉赌人员，如提供场所、望风放哨、餐饮接送等外围人员，完善和明晰相关惩处措施，以增强执法实践中的打击效果。

丰富打击手段 建立禁赌责任制

天津市一些执法人员建议，加大举报制度建设，把鼓励民间举报作为综合打击的主要抓手。一方面，在农村赌博较严重地区划拨专门预算、健全特殊保障机制，建立对举报人员的奖励和保护机制；另一方面，发展壮大“耳目”队伍，除在普通群众中发展治安积极分子外，加大教育感化涉赌参赌人员及时为警方提供线索，形成立体全面的治赌民间网络。

贵州省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讯建议，探索建立禁赌责任制，推广交叉执法、联合执法等探索经验：对基层公安机关实行更严格的禁赌责任制，辖区内如果发生大规模聚赌而未掌握情况，即问责分管领导、主管领导；推行“交叉抓赌”，在上级公安机关的组织下，经常性、不定期地部署警力到另一个区域执行抓赌任务，防范庇护辖区内涉赌参赌人员；开展联合执法，推广充实“警务协作平台”，建立邻近区域赌博问题定期通报制度，通过集中演练、联合执法，提高区域整体打击能力。

此外，部分基层执法人员和专家学者认为，打击农村赌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基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大统筹：一是公安、检察、法院履行职责，快侦、快破、快诉、快判，坚决遏制赌博违法犯罪蔓延的势头。二是层层包干负责，集中优势警力开展重点整治。三是开展大要案攻坚行动，狠刹“非法彩票”“赌狗”等变相赌博活动，形成一定社会声势。

创新基层治理 制定诚信“黑名单”

一些社会治理方面的专家学者认为，针对当前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活陋习和精神营养缺失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桥头堡”作用，创新基层治理，加强教育引导，有效铲除赌博的“社会土壤”。

吉林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郅强建议，围绕综合治赌在农村地区建立一整套创新机制：明确乡镇党政“一把手”作为打击赌博犯罪的第一责任人，凡放任不管或查处不力的一律追究主要领导责任；把打击工作列为农村党员干部述职述廉、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试行“一票否决制”，即存在赌博犯罪的村集体及村干部，一律取消评先评优资格。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应实现由“重管理”向“重服务”的转变。一是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二是结合各地实际对农民进行创业致富和新技能培训，引导促进富余劳动力“谋致富、思发展”，有效挤压这一群体的“闲散时间”。三是探索建立农村社会诚信体系，将参赌涉赌人员纳入诚信“黑名单”，与相关扶贫项目、种植补贴发放等直接挂钩。同时建立对应的淡出机制，如有举报立功表现或一段时期内不再涉赌，则从“黑名单”逐渐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