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16日发布的《2010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福利彩票年销售968亿元，比上年增加211.96亿元，同比增长28.0％；筹集福彩公益金297.08亿元，比上年增长19.8％。其中，上交中央财政149.8亿元。

　　我国发行彩票的直接目的，是为社会福利、公益事业筹集资金。近年来，社会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是国家领导人持续关注民生问题的结果，不仅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关怀与帮助，还体现着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说，公益性是彩票最大的遗传基因。

　　遗传基因原本是生物科学里的一个名词，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忠实地复制自己，以保持生物的基本特征。同样，彩票的公益性就像细胞一样一代代被复制，一点点地遗传下来。

　　彩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特殊商品，它是由政府主导发行的有奖彩票所募集的社会闲散资金，集中投向福利、体育等领域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是国家政策赋予彩票的公益属性。尽管发行彩票能够将大量闲钱从社会个体集中到特定社会部门，但彩票本身并不能像社会生产过程一样创造价值。以经济眼光考量，发行销售彩票只不过起到了加速闲散资金向彩票发行机构汇集的作用，宏观上看是提振消费，推动了资本的资金流动。

　　国务总理温家宝曾在某次谈话中轻诵“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的古典名句，再次证明了我国历来就有关注民生的传统。屈原在《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咏叹，范仲淹借助《岳阳楼记》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无不延承着一种关注民生疾苦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底蕴。    

　　 纵观彩票在世界上的发展史，也不难发现公益性是彩票最大的遗传基因。    

　　18世纪前的欧美世界，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从大航海时代到文艺复兴，再到以科学技术为生产力的工业时代的转变。当一个个作坊、工厂、银行这些新事物不断兴起，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力与社会文明历史不断产生碰撞，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国家在进行社会改革的同时，一些社会服务却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种种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彩票就应运而生了。

　　与最早荷兰国家银行发行股票的动机一样，一些国家的政府意识到，发行彩票可以盈利，可以弥补政府财政不足，可以将盈利的钱用来修铁路、桥梁，兴办教育事业，援助贫困阶层。所以一些国家的政府决定将彩票业合法化。1776年，美国发行了4种彩票，于是就有了闻名世界的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当然这些世界名校都是政府通过发行彩票筹集到的公益金而资助下兴办的。    

　　我国的彩票最初兴起于民间。王小波《红拂夜奔》里有一段对初唐酒肆娱乐活动的艺术描写，直到宋代，茶坊里才出现了小型的摸彩活动，到明代出现了与现代的摸彩活动极其相似。清朝光绪年间，杭州刘学询在北京会试时发行的“闱姓”，将应试者每个人的姓印在纸上定价出售，由购者选填中榜者的姓，发榜时按猜中的多少分奖。后来这种形式的活动迅速风行，清政府曾将“闱姓”活动的赢利所得捐助军晌，用于军费开支。    

　　到了近代，我国地方政府发行的彩票也逐渐崭露头角，如“湖北签捐票”，民国初期各地督军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发售的彩票，以及蒋家王朝国民政府发行过“黄河彩票”，“西湖傳览会有奖游”，“珠宝奖券”、“房屋奖券”等，都先后不同对黄河灾区和贫困地区进行过捐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生活中没有“彩票”的含义。直到1987年，新中国发行了第一张彩票，当时叫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问世，标志着我国彩票业开辟了新纪元。之后，以“团结各界热心社会福利事业的人士，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筹集社会福利资金，兴办残疾人、老年人、孤儿福利事业和帮助有困难的人”、即“扶老助残，济困救孤”为宗旨的中国福利彩票诞生了。

　　中国福利彩票的发展，除了为国家筹集公益资金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印刷业、计算机系统以及广告等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而中奖者交纳的个人所得税"也大大增加了我国的税收。

　　通过简单了解国际、国内彩票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不论什么年代、什么国家，发行彩票的根本动机就是为了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筹集更多的社会公益金。彩票这个名词从诞生那天起就种下了“公益”的基因，不论是在什么历史形式、政治形态下都共有的特质。

　　不可否认，由于彩票本身难以摒除的博彩性质，彩票发行致使社会浮躁、不劳而获心理滋生蕞延，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但彩票特有的公益属性，确是全世界共有的属性，公益性是彩票最大的遗传基因。作为以有奖为手段募集资金的彩票，具有显著的精神消费功能，以娱乐方式参与购彩，在欣赏和享受游戏过程中得到精神满足和身心怡乐，是彩票与生俱来的功能。

　　在等待中怀着希望，在希望中享受惊喜，在购彩中奉献爱心，这是彩民心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彩票最大的遗传基因——公益性的完美体现。彩票公益性将购彩者的精神寄托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丰富和拓展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内涵。（中彩网评论员 漫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