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7日，冯国贤参加了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福彩行业新技术应用研讨会。在会议的最后，他作为特邀嘉宾，向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福彩中心相关人员，讲述自己和中国福利彩票事业三十年的风雨历程。台下的面孔大多比较年轻，他们被昔日筚路蓝缕的故事吸引，静静倾听。台上的冯国贤两鬓斑白，削瘦如昨，但精力依然旺盛。在语调平和的追忆中，他再次走进中国现代彩票的起航时刻，与三十年前的自己重逢。

来募办帮忙的年轻人

1983年7月，刚从陕西省凤翔师范学院毕业的冯国贤来到陕西省民政厅政治处报了到。这个21岁的年轻人很瘦，对工作充满热情。当时的政治处主要负责省民政厅的人事工作，只有三个人，一位处长，一位副处长，剩下的就是这个刚来的「小兵」。由于两位领导年事已高，处里很多具体事务就落在了冯国贤身上。

考察干部、组织学习、起草文件、协调沟通……他忙得不可开交。很快，他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

1987年6月3日，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1987年，经过中央批准，中募委和中募办先后成立，这年夏天，在知了的喧嚣声中，冯国贤接到了一个任务：由于募办人员紧缺，上级让他去陕西省募委的职能部门也就是陕西省募办去帮忙。他二话没说就去了，结果一帮帮了三十年。

冯国贤到现在还记得他刚到募办时的情景：办公室是别的机关腾出来的，只有一间，狭小不说，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考虑到当时条件的简陋和开展工作的难度，那会儿的冯国贤工作之余偶尔还安慰自己：他只是来帮忙的，总会回到之前的政治处的。然而三年过去后，当政治处领导有意让他回去的时候，冯国贤的想法已经变了。冯国贤谢绝了政治处领导的好意，选择留在了募办。

西秦大地上奔波的身影

1987年是我国现代彩票元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9个年头。在驶向未来的征途中，国家的巨轮已经开始调整方向，但时代的惯性却让许多人的思维停留在以前。这使得当时民政部门的许多人不愿意到募办工作，其他各个方面对此也有着鲜明体现。

1988年1月4日，陕西省在宝鸡市和铜川市试点销售有奖募捐券。当时试点票种只有五毛和一块钱两种面额，均以摆地摊的形式进行销售。由于缺乏经验，在当时的工作人员看来，卖彩票就像在伸手向别人要钱，有种乞讨的感觉。而在群众看来，彩票似乎有很大的欺骗嫌疑，观念上难以接受。结果大家辛苦一天，才卖几百元，很不理想。

考虑到试点销售情况不好，彩票卖不动，由陕西省募委牵头，陕西省市政府机关、各单位各部门开始通过扣工资摊派彩票。但是几个月后，中募委下发通知严禁摊派。冯国贤和同事们焦虑不已，不得不采取笨办法，坐长途班车下基层，或者骑着自行车在西安市内找地方，到处摆摊设点，四处兜售奖券，期间饱尝人间冷暖。

大奖组兴起后，冯国贤和同事们开始陷入到一种极其紧张和繁忙的状态，他甚至连续四年春节都在大奖组销售现场度过。

而就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冯国贤和同事们跑遍了全省各地。挨饿受冻就不说了，由于长时间做现场主持人，冯国贤还落下了咽炎的病根，久治不愈，以至于他后来总是语气平和，很少高声讲话。

1990年代彩票工作者用小客车卖彩票

除了辛苦之外，由于彩票类似于有价证券，涉及到大笔资金，容不得半点差池，陕西募办每次都需要派两个人去北京拉彩票，再一路押运回来。期间有些事颇有惊心动魄的色彩。

有一次，冯国贤和厅里另一位年轻同志一起去北京拉彩票。原本发车在一站台，结果一百箱彩票却被卸到了六站台，而火车停靠时间只有20分钟。10 0箱彩票非常重，装在平板车上，也没司机。冯国贤他们急坏了，只能一个人控制好车杆，另一个人在后面推，硬是把彩票推到了一站台。

离开车仅剩几分钟了，两人又拼力连滚带爬，把100箱彩票往行李车厢扔。刚扔完最后一箱，火车就鸣笛发车了。满头大汗的两人坐在行李车厢里气喘如牛，没来得及休息，列车行李押运员又过来让他们把彩票摆放整齐。他们还不敢大意，在整理的同时还逐一核对每箱彩票的号码，确认没有差错了，两人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而即便小心翼翼，偶尔也会出现意外。1997年的一天，冯国贤的两位同事去北京押运彩票，回来后在西安火车站清点，发现少了六箱，每箱一万张彩票，总共价值12万元。这把募办主任急坏了，那时也没有电话，他直接去找冯国贤，打算让他赶快写个报告，去西安市公安局报案。

而这时的冯国贤正患重感冒，高烧39度多，正在医院打吊瓶。听完主任说的情况，他也顾不得许多，赶忙把针头拔下，跑到办公室写函盖章，骑着自行车再到公安局报案。

当时火车站派出所也非常重视，给火车沿途停靠的每一座车站发函，逐一调查。西安市公安局甚至成立了专案组。到第二天中午，西安市公安局打来电话，说彩票找到了。

原来，因为时间紧张，押运的同事在北京搬运时过于着急，有六箱不慎掉到了火车轨道里。最后陕西募办派人专门到北京火车站，把六箱彩票取了回来。原本冯国贤感冒正严重呢，情急之下出了一头大汗，反而一下子好了。但这场有惊无险的事件着实令他印象深刻，以至于后来再押运彩票时都要一再检查。

在冯国贤和同事们的努力之下，陕西福彩销量逐步提升。年销量从一百多万元到几百万元，再到上千万元，直至上亿元。在2016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83亿元，是1988年的8000多倍。三十年来，他们累计筹集的福彩公益金也已近百亿元，无数人因之受益。

与此同时，陕西福彩的办公条件和人员队伍建设也获得了显著改善。1997年，陕西募办从民政厅搬出，搬进购置的三间两室一厅的单元房。2000年，他们又搬进市中心一座商业写字楼。陕西募办从最初的三人发展到七人，再到40多人，而现在省中心的工作人员已达60多人。

守护彩票行业的老兵

在陕西福彩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冯国贤时刻审视着彩票市场，并不断深思，力图推动整个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000年前后，陕西福彩电脑票起步时，只投放了500台投注机，主要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市和区县，其余相当一部分县没有设立福彩投注站。2001年陕西电脑票销售几千万元，2002年、2003年都只有两三亿元。这个销量甚至低于1995年大奖组的年销量，单机效益不高。

而且那个时期销售反反复复，奖池高时销量高，奖池清空后又到销售低潮，很不稳定，一度出现了退机潮。特别是在2004年下半年，个别地市投注机退得太多，以至于当地民政部门没地方存放，打电话让陕西省福彩中心想办法拉走。

2004年，受「西安宝马案」的影响，大奖组退出历史舞台，电脑票迅速占领市场。与此同时，陕西福彩的网点建设也快速推进，投注机从2004年的数百台增长到2006年的3000台，再到2016年的近6000台，覆盖了所有区县及乡镇。规模庞大的网点为陕西福彩销量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2014年下半年，冯国贤在安康市调研时发现，随着房租及人员成本的快速增加，网点的利润增长乏力，部分网点运营艰难。在诸多省份大力推进专营店的背景下，为了给网点找到新的出路，冯国贤对陕西福彩网点提出了兼营的转型思路。

对于盈利能力较弱的网点，他主张可以兼营烟酒、茶叶等其他零售业务，降低运营成本，增加业主和销售员的收入。而结果证明，他的这一思路符合市场的实际情况，效果比一刀切地推行专营店好很多。

除此之外，冯国贤对彩票的公信力建设还极为重视。公信力是彩票的生命线。2003年夏天，陕西福彩在咸阳中心广场进行户外摇奖。陕西电视台出动转播车，现场数万人观摩了「陕西风采」33选7现场摇奖。摇奖时发生意外，摇奖机摇到第四个号的时候突然停止出球，这在以往摇奖中从未出现过。

所有人当时就傻眼了，电视台相关人员急得头冒热汗不知所措。好在冯国贤针对这种情况早做了预案，他赶紧上台宣读了陕西福彩电脑福利彩票摇奖办法，宣布摇奖作废，又用备用摇奖机重新摇了一次。这次活动虽然出了点小意外，但也让现场数万人看到了彩票摇奖是透明的、制度化的、可信的。

2006年，冯国贤尝试建立了社会监督员制度，监督福彩发行和公益金使用。从2007年开始，陕西福彩每两年一届开展诚信投注站评比表彰和经验交流大会。通过一系列诚信建设，扭转了许多人对彩票的偏见。

彩票「老兵」冯国贤

2016年8月底，陕西省福彩中心主任一职由省民政厅委派的一位处长担任，冯国贤转岗为陕西省福彩中心书记，主抓党建工作。但由于对我国彩票事业和陕西省福彩业务都极为熟悉，同时副主任人选迟迟未能确定、职位一直空缺，冯国贤便在业务上全力协助新任主任，而这实际上是副主任的职责。有一次冯国贤对新任主任开玩笑说，担任省福彩中心主任这么多年，他现在终于成功地当上了副主任。

时光荏苒。刚到募办时冯国贤25岁，年轻干练。如今他55岁，皱纹已经爬上脸庞。回顾过往，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三十年都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彩票事业。在陕西福彩中心的舞台上，冯国贤也见证和参与了我国彩票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随着年纪增加，或许终有一天，他会与这个倾注了自己无数心血的行业挥手作别。但包括他在内的我国老彩票人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会留下来，在一代代年轻的后来者中薪火相传。

从这个意义说，这名老兵永远不会离开。